由于唐代固始移民入闽迁台并远播海外，在中国移民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研究价值，固始也因此享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之誉，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之圣地。但因基础研究不力、学术取向不明，至今未能完成唐代固始移民史的史实重建工作，已有的零碎研究多趋于功利或浮于表面，其独特意义和价值不仅未能彰显，反而与河洛文化、中原移民和客家人等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之界线愈加模糊，不免有些黯然。本文通过强调唐代固始移民史的延伸性、精细化研究，以及对移民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之研究，厘清与之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的界线，确立其在中国移民史上的独特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延伸性研究
　　唐代固始移民史的延伸性研究，就是坚持整体史观，书写唐代固始移民通史，完成唐代固始移民入闽迁台的史实重建工作，进而在更为宏观时空背景下，考察唐代固始移民对福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和对台湾社会的间接影响。
　　所谓固始移民通史，包括唐代固始移民入闽及其后裔迁台的历史。其中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特指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建漳”和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治闽”的历史，而不包括更早发生的零星移民和期间从各地进入固始的迁入性移民。
　　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系因潮州、泉州地区爆发大规模的“蛮獠”啸乱，为巩固和拓展唐王朝在九龙江流域的管辖与统治，唐高宗于总章二年（669年）诏命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朝议大夫统领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人，将士123人，入闽平乱。至永隆二年（680年）“蛮獠”主力底定，余部相继归降。高宗永淳二年（683年），陈元光向朝廷呈奏《请建州县表》，请求于泉、潮之间的绥安故地建置州县，以利治理。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颁诏，允许于原绥安地域漳水之北建置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陈元光为漳州刺史兼漳浦县令，进阶为中郎将右鹰扬卫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自此陈氏五代为闽南的开发与建设鞠躬尽瘁百有余年。
　　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一样，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也起因于社会动荡，江淮地区大乱。僖宗光启元年正月（885年），为躲避军阀秦宗权的追剿，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驱吏民渡江” [1](卷256)，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部南迁，经江西入闽，陷汀、漳二州。是年八月，王潮兄弟发动兵变，取王绪而代之，次年攻占泉州。景福二年（893年），占领福州，至此控制福建全境。王潮兄弟先是得到唐朝的承认和册封，唐亡后，后梁太祖朱晃封王审知为闽王。审知死，其子王延钧建国称帝，都福州，即五代时期的闽国。自王审知以后，王氏子孙治闽期间，积极争取土著居民支持，努力实现王闽政权本土化，同时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外交上进贡中原王朝，奉行睦邻政策，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逐步赶上中原发展水平。
　　尽管早在晋永嘉末已有固始人零散自发入闽，但669年固始人陈政奉命率部入闽，应为固始移民入闽的始迁时间。因为，此后陈政的两位兄长中郎将怀远将军陈敏、右郎将云麾将军陈敷共率58姓固始子弟赴闽驰援（陈政75岁老母魏氏夫人亦在其中），以及677年陈政病逝后，陈元光奉命代理父职，最终平息“蛮獠”之乱，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不仅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大军同始迁于光州固始，有相同的出发地，而且迁移线路和迁入地也基本相同，可视为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的组成部分。始迁时间对于确定移民类型及其特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唐初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和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与其说“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2](31页)不如说是一次军事移民更准确。至关重要的是，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对移入地产生的影响有一致性：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以及陈氏开漳建漳、王氏王闽治闽的历史，使得整个闽南地区保存和延续了固始移民的所有“基因”——从音韵方言、姓氏根亲，到文化信仰、宗教艺术，进行整体复制，据此可以印证“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历史真实。
　　唐代固始移民入闽（包括陈元光父子“开漳建漳”和王审知兄弟“王闽治闽”的历史）以及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共识，且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唐代固始移民产生的影响远不仅限于福建，因为固始移民入闽之后，其后裔又因不同原因先后迁台，成为台湾移民社会的主体，所以，应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整体，其中固始移民后裔迁台历史称为唐代固始移民的延伸，包括空间和时间两种意义上的延伸。
　　据谱牒资料记载，唐代固始移民后裔迁台时间，始于宋代，但当时较为零星，大规模迁台应在明末清初，此时渡台的绝大部分都是闽南漳、泉人，其次才是客家人，[3](册2)所谓“漳庄”、“泉庄”、“粤庄”代表的就是移民祖籍分布。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随郑成功首批入台的也以漳州人及厦门人为主，并且成为福建移民入台的一高潮。至康熙平定台湾，施琅“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客家人入台受限，漳、泉人占大陆入台人数九成以上。[4](卷11)依据陈孔立研究表明，至乾隆年间，大陆汉人迁台后的祖籍分布，已初步形成“漳、泉移民占十分之六七，粤籍占十分之三四。”[5](177页)诸罗、彰化，以及府城一带，漳、泉籍移民占九成以上。自固始人入闽，至漳、泉人迁台，前后不足百年，漳、泉人的固始“基因”似乎仍在传递中。所以，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说，“台湾的开发经营，几乎全为闽南漳泉人与粤省客家人之功。所谓闽南人与客家人，原均为中原人，为了政治及经济的原因，他们被动的或主动的逐步南徙，扩展到沿海地区。又为了同样的原因，又扩展到台岛。”[6]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漳泉人迁台视为固始移民的延伸。空间上从入闽到迁台；时间上自唐代至明清，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代固始移民延伸性研究的内涵，也是固始移民通史的时空范围。

　　二、精细化研究
　　开展精细化研究，包括史实重建和对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的厘清、对一些模糊认识的澄清，意在将唐代固始移民史研究引向深入。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以两个主题为例。
　　一、通过对唐代固始移民群体具体而微之分析，明确唐代固始移民在“中原”文化南传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关于移民与文化的关系，人们普遍承认，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如此，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判断是非常笼统的。因为文化是分层次的，如制度文化、学术文化、宗教信仰、艺术方言等，而移民又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且以中国古代移民为例，就有自南而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从平原到山区或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非华夏族的内迁性移民，以及沿海向海外的移民等，不同类型移民或每一次具体移民活动，在文化传播中究竟传播的是学术文化、制度文化、艺术，还是方言、宗教与信仰，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类型决定的；即使同一移民类型，也会因移民群体内部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在承担文化传播时所发挥的功能与传播程度，以及传播对象的选择和文化层次的倾向方面表现出明显区别。就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而言，一般情况下，个别杰出人物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成千上万的普通移民；以贵族官僚、文人学士等社会上层为主体的移民，对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优势。历史上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往往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步，如西汉定都长安对关中学术文化的繁荣，永嘉之乱后中原上层士人南迁成为东南学术文化鹊起的转折点。[7](104页)当然，制度文化的传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制度移植问题。如由移民建立的政权，往往是将移出地的制度移植到移入地，并长期延续，但在移入地建立政权的移民并不一定是社会上层或知识分子，陈元光“开漳建漳”和王审知“王闽治闽”就属于此种类型。社会下层或普通百姓的迁移和流动，可能带动更多的是宗教信仰特别是民间信仰和方言、艺术的传播。
　　　从宽泛意义上讲，唐代固始移民可谓“中原”文化在闽台地区传播的载体和渠道，“中原”文化就是沿着移民线路渐次传到福建和台湾，从而形成两岸三地渊源关系和文化认同基础。那么，唐代固始移民入闽迁台，传播的是学术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艺术方言、宗教与信仰呢？似乎尚未深入研究，言之自然笼统模糊。这也是我们对固始移民群体进行精细化研究的原因所在。就唐代固始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关系，需要我们对包括移民数量在内的移民群体内部结构进行精细化研究。我们知道，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都带有明显的军事移民特征，具体到这两次军事移民群体内部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将、士、眷三类或三个层次，其结构比例，将最少、眷次之、士最众。以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率部入闽为例，共率府兵3600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另有年仅13岁的陈元光也随父出征，说明入闽将士中确有携眷带子情况，当然这部分人不会超过出征将士人数，否则就很难说这是一次军事移民了。
　　根据我们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唐代固始移民以社会下层和普通百姓为主，以社会下层和普通百姓为主的移民群体，在充当文化传播载体时携带的当然是他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即一般民间文化，如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习惯、戏剧音乐、宗教信仰（特别是俗神崇拜）、方言俚语，农作物栽培技术、农田耕作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景观等。由于固始地理位置特殊，可谓“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中原文化并不浓重，而更多是“楚风楚韵”，至今仍盛行于固始的民歌就融汇了南方的号子、山歌、田歌、小调；而与固始比邻的光山花鼓戏由豫南民间小调、山歌、歌舞、小戏而融合楚剧、黄梅戏唱腔，又吸收了汉剧、曲剧的艺术特点，如此等等。固始与闽台之间文化印迹最为明显的恰恰就是这些民间歌舞和方言俚语，学术传承或渊源关系并不明显。据此亦可说明，唐代固始移民入闽迁台所携带的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楚风楚韵”。这一点也许有争议，但固始移民确实带着“楚风楚韵”进入福建的。
　　第二、以族谱为据，循着闽台姓氏之姓源、播迁、入闽、迁台的线索对固始姓氏展开实证研究，确定祖籍“光州固始”的台湾姓氏。
　　依据福建族谱，固始姓氏入闽，最早可追至西晋永嘉之乱时，如明嘉靖《建阳县志》：“因中国北方战乱，晋永嘉三年，危京从光州的固始县率乡民避乱到建州任刺史，其乡人后均落籍建安。”西晋散骑都尉陈润则是西晋末年自光州固始携眷入闽的。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族入闽”之传说，是否与“光州固始”有联系并无实据。至于客家族谱中关于“聚族于河南光州”的记载，现在看来是客家人对自己“中原身份”的认定，因为固始是中原汉人离开家乡的最后一站。
　　固始姓氏入闽，主要集中在唐代的两次移民，据最新研究成果，至少有蔡、曹、陈、程、戴、邓、丁、董、范、方、冯、傅、高、龚、顾、郭、韩、何、和、洪、侯、胡、黄、江、金、康、柯、赖、雷、李、连、梁、廖、林、柳、刘、卢、吕、罗、骆、马、茅、倪、潘、彭、邱、商、邵、沈、施、宋、苏、孙、汤、唐、田、涂、汪、王、魏、翁、吴、萧、谢、许、薛、严、杨、姚、叶、应、尤、游、俞、余、袁、曾、詹、张、郑、周、危、朱、庄、卓、邹86姓，随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8](59-107页)
　　至于迁台姓氏，就没有入闽姓氏这样明确可查了，学者们大都采取模糊或笼统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将闽台合称，如张新斌教授根据方志和谱牒资料，提出闽台有58个姓氏源于“光州固始”，对于福建有多少，台湾又有多少，则未深究。至于说台湾80%以上姓氏源于“光州固始”就更无稽了。
　　本文循着《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提供的依据，参考相关谱牒资料，初步列出源于“光州固始”的台湾姓氏：
　　庄姓。据《桃源庄氏族谱•庄氏源流序》：“稽吾祖入闽之先，始有一郎公，